十帮一爱心助残工程
——点燃生命的绿卡之梦

“爱心人人有。”苗德圆说，“关键是如何为他们寻找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平台。”
谈起“十帮一爱心助残工程”，负责这个项目北京博爱集点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苗德圆董事长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这位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谈起自己的所见所闻，总能生出那么许多感慨。
在长达12年，遍及18个省调研过程中，有几件让他十分难忘的事：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合作项目洽谈结束，离残联就近有个“亲亲宝贝儿童摄影社”打印“十帮一爱心助残工程”爱心卡彩稿时，双方围绕价格问题讲价。直到店主发现这是公益爱心事业后，一切就变了过来。店主非但不再讨价还价，反而主动提出了免费打印。他说：并不是学雷锋日做好事，平时遇见随时可以做好事的，人们并不一定在公益慈善大型活动时捐款，今天我心里很平衡地在小事上一点一滴地做。以前我们捐款不是直接转入残疾人卡上，是否有人用善款贪污，四川地震是震惊中外的灾难性事件都有人贪污，如果建立一个爱心运营体系和机制，我帮助谁我知道，我被谁帮助我知道，只要能与我们的能力匹配，就可以随时献一点爱心。
“中国人，普遍没有安全感。至于弱势群体，更是可想而知。”苗德圆表情激动，语速也有些急切，“那是1993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医药费很贵，母亲所在单位是有医疗保障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她病逝后，单位一直未给报销。后来，通过疏通各种关系，找了很多人，才给报销了。
“当时我就想，像我母亲这样原本有保障的职工报销都那么困难，那么那些没有保障的残疾同胞们在遇到类似的事情时又该怎么办呢？在一次与政协领导沟通时，提到当时9亿农民找谁报销呢？
河北某市级医院一年盈利3个亿，把仁爱事业作为一种高额盈利，黑龙江一所知名医院很多年前，进入一个毕业大学生要10万关系费，短期可以收回。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原型早年在医院被停药，一个抗战八年的老革命为私营企业看大门挣钱补医药费，见义勇为的勇士在医院被停药，早年每年有一批公安干警英勇伤亡，但没有机制为他们的子女家属考虑福利。

“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和她丈夫上街买东西。半路上，老公昏倒了。费了好大的劲，她总算把老公弄到了医院，相当危急。她见到医生说，快抢救我丈夫，医生说快办理手续啊，但是，由于钱不够，医院怎么也不肯进行抢救。大夫们说：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如果每个人都先抢救再交钱，医院就会无法维持，最后关门大吉……那朋友跪下来央求大夫，把她的身份证拿出来——我是北京本地人，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我们不是不给钱，是没带钱出来，您能不能先抢救，我们不会赖着不给——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因为没有钱而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病人不知道有多少。光北京就有好几百万人弱势群体，如果没买保险，这些弱势群体，出个意外什么的，到什么地方去拿这三万五万的医药费？在那种情况之下，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要他们自己掏腰包，花三到五千买份保险，也是极其困难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其他区县又该如何？”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力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受生命、自由和人生安全。人民的医治是政府权力的基础的理念。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让那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可以随时随地表达他们的爱心，既为自己，也为别人。